农民分了土地，使他们得到了翻身解放，因此毛泽东在广大贫苦农民心目中又是大救星，有一种半人半神的神秘和敬畏感。他一出现在群众中，就是山呼海啸的一片“万岁”声，他再也无法接近群众，无法接近农民了。有时他要“抗议”，一定要见群众，也能见到。但那是在省、地、县各级领导的陪同下，在从中央公安部到省公安厅到县公安局的秘密保卫下，见什么人，在哪里见，被召见的人要穿什么衣服，说什么话，都在事先导演排练好了，毛泽东很难知道群众在想什么，很难知道农民的真正忧虑和渴望。这是毛泽东的悲剧。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，国家领导人下去视察是很难看到真实情况的。所以古代有作为的皇帝讲究“私访”，那时没有电视，没有照片，群众不知道皇帝长得什么样，“真龙天子”青衣小帽出现在市尘酒肆之间，很能看到和听到一些真实的民间疾苦。毛泽东既无法真正向农民作第一手的调查，就只能依靠各省送上来的报告。在报忧得忧，报喜得喜的情况下，各省的第一书记要摸准毛泽东的意向，才敢向中南海报材料。于是，省委对地委，地委对县委，县委对区委，区委对乡委，乡委对村支部，一级对一级，对材料的观点和导向是非常明确的。既然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说了实话，碰了那么大的钉子，当了“小脚女人”，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，谁还敢再讲实话呢？于是迎合毛泽东的“高潮”说，从各个角度反映农村确实出现了社会主义高潮，反映农民确实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“积极性”，反映合作化比单干确实有“增产”的优越性的典型材料，经各级文章圣手层层编造、层层修改、层层把关、层层拔高，最后送进了中南海，毛泽东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，他据以判断“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高潮，有些地方已经到来，全国也即将到来”的理论基础，就是这些东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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