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月的汴京，热得让人恨不得把身上的皮都剥下来，汴京城的码头、城门却依然有无数的船只、车队、以及百姓进出来往，为生计奔波忙碌着。这座人口繁多的巨大城池，是当时全球毫无疑问的消费中心，无论是奢侈品还是生活必需品，汴京城的需求，都非常惊人。而这一切，全部有赖于发达的水陆运输业与相关的劳动者。

而在熙宁十年，与整个帝国水陆运输业相关的工程以及参与的民众，都达到了大宋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自从石越提出的官道修葺计划进行以来，大宋的君臣士民，认识到交通的发达对帝国的繁荣至关重要的人们越来越多。在官道修葺计划进行顺利，以及以杭州为中心的两浙路良好的交通道路网的刺激下，帝国一部分青壮派的低级官僚再也不甘寂寞，这些官员或者是所谓“学院党”出身，或者受到王安石、石越的双重影响，或者只是为了迎合上意，又或者竟是为了捞取私利，总而言之，熙宁十年宋朝官场最流行的话题之一，便是“修葺官路、浚清河道”。于是，整个帝国在熙宁十年的上半年内，除了少数名臣统领的路州之外，大至一路，小至州县军监，数以百计的工程开始进行，远远超过了石越与苏辙最初的计划，而这些修路与沟通水道的工程，绝大部分是毫无必要的，某些州县甚至沟通了一些根本不可能通航的河道，以作为地方官的“政绩”上报！至于这些工程所需要的费用，毫无疑问，财政并不宽裕的朝廷不可能给予实际上的支持，为了迎合上司的口味，这些官员们不得不将工程所需要的款项尽量报低，以显示自己的能力。至于实际需要的银钱，温和一点的就向商家富室强行借债，严苛一点的则擅自变相加税。至于强征百姓劳役，更加成为不可避免的手段——所谓的区别，不过是手段的温和与否，比如某些风评较好的官员，会采用地方分段承包的方式，将费用与劳役分摊到各村各族，以各村各族各管一段的方式来进行工程，建成之后，再立一个石碑，纪念表彰有功之人。这样的方法，本质上也是不付任何费用来役使民众，不过却较容易得到百姓的接受或者说不反感，较之简单粗暴的强征，相对来说自然要好许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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